中国的石窟艺术，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中原地区的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等石窟多开凿于北朝（约公元4—6世纪），突出的特征是带有强烈的皇室经营色彩，有的窟中雕刻的主佛还被认为是当时皇帝的化身，如云冈著名的“昙曜五窟”主佛就与北魏复兴佛法的文成帝有关，龙门宾阳洞造像和河南巩县石窟造像更是由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直接主持开凿，窟内大幅横向展开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形象地再现了孝文帝，宣武帝和后妃们礼佛的隆重场面，气势恢宏热烈，浮雕精美传神，位于北齐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响堂山石窟，因与北齐开国者高欢关系密切，历史上被传为藏储高氏遗骨的“瘗窟”，开凿于盛唐时的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像，是女皇武则天用自己的私房钱赞助完成的人物雕塑，史载她曾“助脂粉钱二万贯”，此像端庄秀丽，仪容华贵，人称是武则天本人的化身，由于皇室的直接经营，能够保证最大程度地投入财力和物力，并集中使用技艺高超的工匠，因而上述石窟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有超凡的艺术成就。

云冈“昙曜五窟”最大主佛高达16．7米，主佛到石窟前壁的距离却设计得很短，这迫使膜拜者必须仰视，此窟又是草庐式顶，佛像因此更显高大，人则倍觉自身渺小，自然必生敬畏，主佛双耳垂肩，面庞丰满，鼻梁挺直，披右袒袈裟，衣纹厚重，其形态和雕刻技法还明显保留着异域的风格。

龙门石窟比云冈石窟晚开凿半个多世纪，造像的面貌有了鲜明的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中国传统特点，主要是佛与菩萨造像更趋端庄柔和，更加世俗化，并穿上了褒衣博城市雕塑带式服装，这种宽袍大袖式的服装是南朝汉族士大夫的常服，在云冈第二期孝文帝时期的造像中已经出现，到龙门石窟中更为普遍，龙门石窟中北魏以后的造像，身材苗条，加之华丽的衣纹和人情化的表情，尤显清秀俊颖，雕刻方面，从云冈的平直刀法过渡到圆刀刀法，艺术风格从云冈的浑厚粗犷嬗变为优雅端庄，这些显著的变化，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一步推行改制政策，吸收南朝文化，使南朝崇尚的“秀骨清像”式风格传入北方，并逐渐成为中原佛教艺术的主流，在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形成过程中，龙门石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北魏以后，石窟雕刻的另一个发展高峰是北齐石窟，代表作品集中于河北邯郸响堂山和山西太原天龙山，以高欢，高洋家族为首的北齐统治者广场雕塑，在当权的二十几年中，把佛教奉为国教，尊名僧为国师，不但皇帝亲自筑坛礼佛，还让所有后妃和重臣都受菩萨戒，以佛教规则约束自己，他们倾其国力开凿的响堂山和天龙山石窟，堂皇富丽，史载“雕刻骇动人鬼”，这些造像既不似云冈石窟那样气势逼人，又不同于龙门石窟北魏晚期的清癯俊逸，整体风貌又为之一变，呈现出饱满，洗练的特色，在刻法上不但注意比例接近现实，而且细部起伏变化也较自然，柔和，仿佛当时雍荣华贵的贵族男女，连作局部装饰的忍冬，覆莲等植物，也叶瓣宽大，肥硕丰腴，刀法圆润自如，充满成熟的石窟艺术之美。

响堂山石窟还以一种独特的窟前建筑装饰蜚声中外，其窟前凿有带檐柱的前廊，廊上方浮雕仿砖木结构的檐瓦，椽，枋等，景观雕塑再上为一印度大覆钵式佛塔雕刻，塔周饰山花蕉叶，正中立金翅鸟，并有忍冬及火焰宝珠等组成的塔刹，形成所谓“塔庙”式的建筑外观，极为精美华丽，这种做法在国内其他石窟中极为罕见，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首先，从教学方法上，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对专业的热爱是关键，要把教学的重心从“教”转到“学”上来，我们的工作是如何为学生提供一个进入艺术人生的平台，教学应在一个艺术思考的环境下展开的，让学生独立思考尤为重要，老师只是必要时给与引导作用，他们能在这个环境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面对的艺术人生的勇气和自信，而这种勇气和自信是通过了解学习当代艺术和对前代大师们的艺术思考获得的。

其次，从教学内容上，我个人认为基础教园林雕塑学中技能的训练并不是最重要，人体泥塑训练也不应该只是培养写实能力，而在西方从二十世纪初人体就逐渐丧失了在雕塑的语言中原本占据的主导地位，雕塑已经不是在空间中用大理石和青铜再现我们的身体，从而获得审美感动的艺术了。

再次，从课程的安排上，我国各大艺术院校的雕塑课程都以人体泥塑课作为重点占全部课程一半以上，这种教学结构是建立在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前欧洲学院派艺术和前苏联的艺术教学结构结合全国几大美院雕塑系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完善形成的，以再现人体为主要内容，并且其他课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轴开展的辅助训练，近年来，由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各大院校都陆续的在雕塑系的安排中加入了金属工艺和多种材料课程，有的也只能增加了多媒体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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